2025年7月7日，新北土城發生一起街頭殺人案，有家暴前科的謝姓男子，當街砍死其妻子、小姨子。同月30日晚上，台北信義又發生一女子遭前男友持利刃狂刺30刀，最終傷重不治。
兩起案件共通點在於，被害人都曾申請「保護令」，卻阻止不了悲劇發生。命案的連續發生，也讓「保護令有用嗎？」被推上輿論焦點。從2024年來看，保護令就有超過七成的核發率。儘管核發率並不低，違反保護令的案件仍頻傳，案件數更是逐年上升，從2020年的3137件增至2024年的4497件。顯示保護令制度在司法程序、執行成效與跨機關協作上，仍有許多缺口待改善。
近五年來
違反保護令罪人數不斷上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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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警政署統計室資料，2024年法院共核發3155次保護令，與2020作比較，核發率增加了22%。然而違反保護令罪件數也從2020年的3137件上升到2024年的4497件，增加了43%，顯示相對人違反保護令的案件持續上升。
保護令是什麼？
在台灣提到「保護令」，多指《家庭暴力防治法》下的「民事保護令」。保護令由法院核發，目的在於保障家庭暴力被害人的人身安全與相關權益，例如命相對人不得施暴、不得騷擾或接觸等。可以說，保護令並非一張「和平協議」，而是具法律效力的正式裁定，對相對人具有強制力。因此，只要保護令仍在效期內，相對人又違反其中規定，被害人即可憑保護令向警方報案，警方亦得依法執行拘提或逮捕，避免傷害進一步擴大。
民事保護令（以下簡稱保護令）會依據緊急程度與法院審理程序的不同做區分，種類有緊急保護令、暫時保護令與通常保護令。三者在聲請方式、需否開庭、審查密度與可核發的保護項目等面向皆有所差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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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官開庭調查
緊急與暫時保護令無須開庭，是為填補通常保護令的審理空窗。因通常保護令需等法院開庭，期間被害人可能遭遇危險，法律因此允許迅速核發保護措施，確保受害者及時獲得保障。
通常保護令因屬最完整的保護措施，法院必須先釐清家暴事實是否存在並評估後續危險性，為確保裁定基礎充分，需經開庭審理後方能核發。
法院核可
三種保護令對應不同急迫程度與保護需求，申請人可依個案情況選擇適合的方式。從法條的層層編織，到不同類型保護令彼此銜接的防護網，這套制度看似足以保護被害者免於再次受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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拿到保護令
為什麼憾事仍發生？
2025年7月7日
新北市土城區明德路二段發生一起震驚社會的兇殺案。謝姓男子開車追逐騎機車的妻子張女與其妹妹，隨即從車中取出棍棒與刀械，在大街上猛烈攻擊張女姊妹，兩人送醫後仍傷重不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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翻攝公視新聞
2025年7月30日
台北市信義區發生一起駭人命案，27歲的古姓夜店女公關在信義威秀地下停車場遭前男友持彈簧刀攻擊，身上共挨刺30至50多刀，送醫後仍宣告不治。
2025年10月9日
新北市鶯歌區中正二路發生嚴重家暴傷害案，64歲林姓男子持西瓜刀在民宅外當街猛砍前女友十多刀，造成她雙臂全斷、頭顱撕裂傷，所幸急救後保住性命。
翻攝華視新聞
翻攝民視新聞
2025年10月29日
高雄大寮區發生家暴攻擊事件，59歲洪姓男子與前妻共同經營工廠，兩人傍晚工作時因故發生爭執，洪男疑似出手推擠，女方隨即報警並前往派出所申請保護令。然而僅過兩小時，洪男便開車前往前妻住處，從車上拿出滅火器猛砸其頭部後逃逸。
違反保護令事件可能比你想像的還多
在台灣，受害者申請保護令時，第一線協助者往往是警局家防官與社工。他們負責協助申請、蒐證與啟動保護機制，是防治體系的第一道防線。然而，這些站在第一線的協助者表示，保護令在實務運作上仍存在諸多問題，不僅增加受害者求助難度，也影響保護措施的即時性與完整性。
除了第一線協助者在資訊不足與高風險中反覆權衡，制度本身也顯得遲緩而破碎。保護被期待，卻未能即時抵達；風險被察覺，卻無法完整承接。失效的從來不只是人的判斷，而是整套保護如何被設計與運作。
翻攝自公視
如何讓保護
再次被相信
翻攝自新竹振道節目部
處遇計畫
改變相對人行為的介入機制
在家暴事件中，保護令通常被視為限制加害者接觸、保障被害人安全的核心工具。然而多數民眾較少注意到，保護令中其實包含「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計畫」。（簡稱處遇計劃）
處遇計畫旨在協助相對人理解家暴法、調整行為並降低再犯風險。利伯他茲心理諮商所所長才煒民說明，處遇的核心並非懲罰，而是讓相對人理解「什麼是暴力」。精神暴力、拒絕溝通、威脅與控制等行為雖早已明訂於法，但對許多相對人而言，這些行為從未被視為暴力，處遇課程成為他們第一次意識到自身行為後果的契機，也可能成為行為改變的起點。
而對於具有酒癮、藥癮或心理疾病的相對人，處遇課程同時成為他們連結醫療與社政資源的入口，使暴力行為不再被孤立，而是被放回更完整的支持網絡中。
實務限制浮現
認知落差、短堂數、參與動機低
儘管處遇計畫在設計在於矯正相對人的行為、降低再犯風險，實務運作仍面臨不少挑戰。才煒民指出，相對人普遍存在的認知落差。「很多人覺得只要沒動手就不算家暴。」在這樣的前提下，處遇課剛開始便常遭遇否認、防衛甚至敵意。
制度本身也形成限制。處遇大多僅 12 或 24 堂課，時間短暫且課後即結案，即便相對人仍處於高風險狀態也無法延伸介入。暴力背後的成因卻往往與生活壓力、心理健康惡化、家庭功能不佳或物質成癮交織，短堂數難以真正處理深層因素。
利伯他茲心理諮商所 諮商心理師 才煒民
制度量能不足與資訊斷裂
相對人輔導專業的長期缺位
耶底底亞協會秘書長 曾 嬰瑾
中華民國耶底底亞家庭關顧協會兼任秘書長曾孆瑾指出，處遇計畫首先面臨明顯的人力落差。使得大量相對人無法被及時接觸與介入。其次，處遇條款必須由被害人在申請保護令時主動勾選，因此並非每一份保護令都會啟動處遇流程，也使相對人輔導普及率偏低，削弱整體防治工作的效果。
資訊斷裂也是重要問題。許多相對人對保護令內容與違反後果並不清楚。在缺乏資訊的狀況下，相對人容易產生誤解怨懟，反增衝突風險。曾孆瑾強調，處遇課程本應成為補起資訊斷點的機制，但目前人力過少、追蹤有限，難以發揮完整功能。
女
現行制度中，處遇計畫被期待能降低相對人再犯，但受限於課程時間短、資源有限與部分相對人抗拒參與，成效有限。
當暴力反覆發生、被害人長期處於恐懼中，只靠輔導機制難以讓人安心。因此，還能有其他作法，讓制度回應被害人的真正需要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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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片取自Pexel
補充前端紀錄
加強羈押 力道
天衡國際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李冠輝提到，多數違反保護令案件在檢察官眼中只是龐大案件量中的一件。內勤檢察官在短時間內必須處理多名現行犯，往往只能依當下違反保護令的事實，以及相對人的態度決定是否羈押。然而，卷宗若未呈現加害人此前多次跟蹤、威脅或情緒失控的紀錄，案件便會被視為「首次違反」，使的法律基礎變得薄弱。
也因此，他特別點出「檢察官命令」的重要角色。若檢察官能在相對人第一次違反保護令時，加上一道檢察官命令，內容大致比照保護令，明確禁止接觸、騷擾與接近。這道命令一旦生效，日後只要再有一次類似行為，就不只是單純再次違反保護令，而是「同時違反檢察官命令」，檢察官便有更充分的法源基礎，直接聲請羈押。也就是說，檢察官命令讓前端零碎、薄弱的資訊，有機會被轉化成一道提早啟動強制力的開關，讓被害人不必在一次又一次驚恐之間，孤身承擔所有風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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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介入防治界線
在近期多起家暴事件引發制度檢討之際，科技介入（如電子監控）再次成為討論焦點。天衡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何盈青表示，法務部近年重新評估電子監控等措施，希望讓保護令不再只是紙本約束，而能實際限制加害人的行動。研議方向亦包括定位技術，使被害人能即時得知加害人是否進入特定範圍，降低極端暴力重演的可能性。然而，電子監控也牽涉到被害人位置資訊、個資保護以及後續維安等問題，制度若要真正落實，必須審慎評估並兼顧保障與風險。
李冠輝補充，目前已有電子圍籬，只要加害人離開設定區域，系統便會立即通報被害人。他認為這類科技工具是否有效，取決於範圍設定、通報流程與保護令內容是否能完善銜接等細節。在高風險案件中，任何提前預警都有可能避免傷害；若電子監控制度能更精準可靠，將有機會成為家暴防治體系中少見的「前期介入」手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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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入司法社工
保障被害權益
銘傳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副教授戴世玫指出，保護令在司法歷程中常缺乏「保護正義」，許多條件僅停留在原則性命令，缺乏具體可執行的保護措施，使得被害人仍暴露於高度風險之中。無論是緊急保護令或通常保護令，關鍵都在於「證據寫得有多清楚」。然而多數被害人難以掌握證據整理方式，警方也不會主動協助，使保護令動輒被以「證據不足」駁回。
因此，司法社工應成為保護令流程中的核心角色，協助當事人釐清暴力脈絡、保存證據並提出具體保護需求。同時，申請保護令過程必須「客製化服務」，法院應配置專責司法社工，讓每一份保護令都能反映真實風險，而非停留在形式程序，才能真正提升保護效果。
隨著多起重大違反保護令案件引發社會關注，司法實務也出現變化。近年來，犯家庭暴力罪及違反保護令罪的羈押情形已有所提升，顯示檢警對高風險案件的警覺正在提高。李冠輝也觀察到，在接連發生的悲劇之後，檢察官對於違反保護令案件，開始更頻繁聲請羈押，試圖透過即時的強制處分，阻斷暴力升高的可能。這樣的轉變，反映出制度在輿論壓力下的調整，也再次凸顯出社會對於「如何及早介入、避免下一次傷害」的迫切期待。
圖片由AI生成
每一張保護令，都不該成為下一起憾事的前情提要。
然而現實一次次證明，制度的承諾仍無法在關鍵時刻擋下傷害。
那些在求助後依然受暴、甚至失去生命的人，
被推往社會視線最遠的角落，只在悲劇發生時短暫被看見。
我們還要等多少生命逝去，這個制度才願意真正轉身？
我們又要讓多少受害者，用自己的傷口、甚至最後一口氣，
來提醒社會
保護，究竟在哪裡？